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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压越路口白实线处罚的行政抗诉申请书-3

时间: 2019-05-03 15:55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
    (二)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中对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的歪曲性适用属于《行诉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1)硚口法院合议庭将地方性法规、公安部的规章认定为法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

    52. 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一段文字中将武汉市地方性法规《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和公安部的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768.3-2009》看作是与《交安法》和《交安法实施条例》等量齐观的法律是完全错误的。在中国,真正能称得上为法律的就三样东西:宪法,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国务院部委颁布的规章都不能称之为法律;它们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能够被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对此规定得非常清楚。《立法法》第七十九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创设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规范,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因此,凡是在地方性交通法规和公安部有关交通规则的规章中规定了在《交安法》和《交安法实施条例》中没有规定的东西都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违法的。

    (2)硚口法院合议庭认定申请人压越行进方向路口分道白实线违反了《交安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是对该规定的歪曲性适用

    53. 申请人完全赞同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1段第1行至第8行的“本院认为:……被告硚口大队有权对其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这一整段文字的内容,因为《交安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的规定(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与这条规定完全一致)给予第一被申请人对其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的交通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力。但该法条并没有同时给予第一被申请人对其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不违法的交通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力。因此,问题是,申请人2016年4月24日14时07分驾驶机动车压越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分道白实线的交通行为是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标线的违法行为吗?

    54. 硚口法院合议庭认定申请人2016年4月24日14时07分驾驶其所有的车牌号为鄂A965L0的小型面包车,行至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时实施了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交安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2段第1行至第7行的文字)。

    55. 申请人驾驶其机动车2016年4月24日14时07分在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因要变道、实现右转而压越了其路口的分道白实线真的违反了《交安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吗?没有!

    56. 《交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道:“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交安法》第三十八条在这里规定了车辆、行人在道路上通行的三条规则:(1)在有交通信号的情况下,按照交通信号通行;(2)即使在有交通信号的情况下,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3)在没有交通信号的情况下,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

    57. 地标白实线属于交通信号范畴吗?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知道信号的定义。所谓信号,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指“用动作、光、声音、电波等传递的信息”。地标白实线能归属到“用动作、光、声音、电波等传递的信息”的范畴吗?根本不能。地标白实线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划在道路上的没有传递特征的死板白色线条。

    58. 《交安法实施条例》对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作了严格区分。《交安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交通信号灯分为:机动车信号灯、非机动车信号灯、人行横道信号灯、车道信号灯、方向指示信号灯、闪光警告信号灯、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道口信号灯”。其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交通标志分为:指示标志、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道路施工安全标志和辅助标志”。其同条第二款规定:“道路交通标线分为:指示标线、警告标线、禁止标线”。其第三十一条规定:“交通警察的指挥分为:手势信号和使用器具的交通指挥信号”。在《交安法实施条例》的这三条规定中,第二十九条关于交通信号灯的规定和第三十一条关于交通警察指挥的规定属于交通信号的范畴,而第三十条关于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的规定不属于交通信号的范畴。

    59. 在庭审的辩论阶段,第一被申请人的代理人争辩说,《交安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把交通标线包括在交通信号里了。但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立法者缺乏坚实的语言学和逻辑学功底,因为立法者在《交安法》中对交通信号的规定不应超出语言学有关信号的定义范围。即使是《交安法》把交通标线归结为交通信号,它也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即《交安法》或《交安法实施条例》把行进方向路口分道白实线规定为禁止压越标线了吗?没有。《交安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仅规定了“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这也就是说,申请人于2016年04月24日14时07分驾驶机动车在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压越地标白实线变道以完成右转没有违反《交安法》或《交安法实施条例》的任何规定,因而不是违法行为。

    60. 既然申请人于2016年04月24日14时07分驾驶机动车在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压越地标白实线变道以完成右转没有违反《交安法》和《交安法实施条例》的任何规定,不是违法行为,那么,第一被申请人指控申请人于2016年04月24日14时07分驾驶机动车在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压越地标白实线变道以完成右转违反了《交安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就是完全错误的。

    61. 失去了《交安法》第三十八条作为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交安法》第九十条关于“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的规定和《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关于“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三)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的规定就都不能成为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62. 由以上对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解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于2016年4月24日驾驶机动车在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压越分道白实线变道作出处罚决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或者说是违法的。因此,硚口法院合议庭引用《交安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为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是歪曲性地适用该法条,属于《行诉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因此,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2段第4行至第5行的“本院认为,被告硚口大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认定词是一派胡言。

    (3)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中不适用《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四十一条来审查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存在严重错误

    63. 退一万步说,即使假定《交安法》或《交安法实施条例》规定行进方向路口分道白实线为禁止压越标线、因而申请人在该路口驾车压越地标分道白实线应当受到处罚,第一被申请人也必须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关于“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的规定,在作出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之前,以公安部的《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中的某一种方式告知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64. 根据《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九条关于“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违法行为记录资料之日起的十日内,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经审核无误后录入(不是电子警察录入,而是人录入,申请人注)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作为违法行为的证据”和其第二十条关于“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规定所规定的时限,第一被申请人是在2016年5月6日或之前作出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的(申请人附在《行政诉讼起诉书》后面的“行政诉讼证据3”“抗诉证4”的第2页第3栏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2016年5月6日之前告知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由于第一被申请人没有在2016年5月6日之前告知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和第四十一条关于“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的规定,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是无效的和不能成立的。

    65.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和第四十一条本应成为硚口法院合议庭撤消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和第二被申请人维持第一被申请人的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的法律依据,但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中没有适用它们。这不仅证明该合议庭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严重错误,而且还证明其丧失了依法公正审判的立场。该适用的法律依据不适用,同样属于《行诉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4)硚口法院合议庭对公安部的《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解读是荒谬绝伦的

    66. 硚口法院合议庭为了帮助第一被申请人掩盖其没有履行法定的告知职责,对公安部的《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了荒谬绝伦的解读。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的第9页第3段第1行至第9行引述了《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关于“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规定后写道:“由此可知,提供查询属强制性规定,而发送手机短信等仅是倡导性规定,均属于‘通知’的形式。本案被告硚口大队通过官网、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发布了原告车辆的违法记录以供查询,履行了上述职责”。

    67.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把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交通违法行为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信息录入到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并向社会提供查询就等于将交通违法行为人的违法事实通知了交通违法行为人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通知”的定义。从网上的汉语词典搜索“通知”一词,得其定义为:把事项告诉人知道。汉语词典对“通知”的定义与1998年出版的《新牛津英语词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中对“通知(Notify)”的定义:inform (someone) of something, typically in a formal or official manner 是一样的。根据人类关于“通知”的语义学定义,第一被申请人只有把录入到市交管局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里的指控申请人交通违法的事实通过媒介,如纸质品、或电子物、或嘴巴,告诉了申请人才能叫做履行了对申请人的“通知”职责。当然,汉阳法院关于第一被申请人一旦“通过官网、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发布了原告车辆的违法记录以供查询”就履行了对申请人的通知职责的认定词在且仅在一个前提条件下可以成立,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交安法》或《交安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领取驾驶证后必须每次驾驶完机动车进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查询自己是否有交通违法行为记录。《交安法》或《交安法实施条例》有这样的规定吗?完全没有。既然《交安法》或《交安法实施条例》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第一被申请人将申请人逾压行进路口白实线的交通行为录入市交管局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并通过其官网向社会提供查询就没有尽到对申请人的通知义务。因此,无论是从人类语义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的交通法律、法规的角度说,上引硚口法院合议庭的认定词都是一派胡言。

    68. 任何不持偏见的人读《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后半段话都不会从语义逻辑上得出“发送手机短信等仅是倡导性规定”的结论。将交通违法行为人的交通违法事实以邮寄、或发送手机短信、或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或告知交通违法行为人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不可能有可做可不做的选择。虽然“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等”的前面有“可以”这一助词,但“可以”本身并不包含“也可以不”的意思,而只要在“可以”之后不紧跟一个“也可以不”,“可以”就相当于“应当”,而“应当”在法律条文中就相当于“必须”(法律条文中之所以选用“应当”相当于英文中的shall,而不是should而不选用“必须”相当于英文中的must 或have to,是因为“必须”太绝对,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而法律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公正,必须把各种可能的意外情况都考虑进去,因而选用“应当”,但“应当”包含了“必须”的外延的全部边界,只要把各种可能的意外情况全排除掉,“应当”就是“必须”; 在法律条文中,“可以”与“应当”的逻辑关系可以从“应当”与“必须”的逻辑关系中推出,只是“可以”所包含的可能的意外情况比“应当”更多一些)。另外,别忘了在“可以”之前还有一个连词“并”,它的意思是指通过发送短信等通知违法行为人要与分号前的向社会提供查询一起做。因此,说“发送手机短信等仅是倡导性规定”是荒谬绝伦的。

    69. 在语言学上,“可以”往往是与“也可以”连起来使用的。这里不妨引用法律对“可以”一词的运用例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行诉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这些法律例句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有多种选择做一件事的时候,使用可以一词是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在《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中,公安部规定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 三种方式中选择一种通知机动车驾驶人或管理人交通违法行为,但这些可以做的多种通知选择并不包含可以不从中选择一种通知方式。“可以”确实没有“应当”那样在法律上带有强制性。应当做的事情没有做,如果没有意外作为理由,就要承担法律之不利后果;可以做的事情没有做,虽然不必承担法律之不利后果,但要被视为主动放弃权利和权益。这也就是为什么《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的告知职责,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和不能成立。

    70. 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4行至第7行捏造第一被申请人的窗口交警在打印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前“口头告知原告拟处罚事项,直接听取原告申辩后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原告交付了处罚决定书”的事实表明,第一被申请人在作出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前是需要履行告知职责的。

    71. 由此可见,硚口法院合议庭对《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解读完全是歪曲性的。《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不可能为第一被申请人未履行对申请人的法定告知职责的失职行为提供庇护。

    (5)硚口法院合议庭引用公安部的《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暗指申请人不主动接受处罚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72. 硚口法院合议庭在《行政判决书》的第9页倒数第1行到第10页第2行引用《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关于“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应当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的规定暗指申请人没有主动和及时到第一被申请人的住所接受处罚。

    73. 交通违法行为人主动和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罚的前提是知晓自己有交通违法行为。申请人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有义务到市交管局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查询自己是否有违法记录吗?没有。公民的义务只能由法律规定。《交安法》或《交安法实施条例》没有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自领取驾驶证后必须每次驾驶完机动车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立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查询自己是否有被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只要《交安法》或《交安法实施条例》没有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自领取驾驶证后必须每次驾驶完机动车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立的“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查询自己是否有被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机动车驾驶人就没有义务进行这种查询。与此相反,《交安法》和《交安法实施条例》都规定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必须及时和不得延迟履行执法职责。《交安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处理”。《交安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不得延迟履行职责”。根据《交安法》和《交安法实施条例》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这种交通执法职责的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一旦审核完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交通违法证据并录入到“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就必须把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只有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履行了这种法定的通知职责的情况下,被通知的交通违法行为人才有义务主动和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硚口法院合议庭抹去和不追究第一被申请人未履行告知职责的行政责任、却暗指申请人没有主动和及时到市交管局的官网查询自己的所谓违法记录并到第一被申请人的住所接受处罚,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6)硚口法院合议庭将公安部的《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适用于窗口交警打印处罚决定书过程是使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伎俩的结果

    74. 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的第10页第2行至第4行以间接方式引述《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道:“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口头告知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并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申辩。处罚决定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硚口法院合议庭的这段文字是否完整地表达了《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全部内容?否!

    75. 忽略《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其第一款规定是由五项处理程序细则组成的:“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作出,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四)处罚决定书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被处罚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五)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被处罚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即为送达”。这五项处理程序细则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不可取舍,尤其是第(四)项中的“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不能少,因为它是交警在现场填写处罚决定书在法律上有效的依据,而其第(五)项细则规定的执法方式只能发生在现场交通执法活动中,不可能发生在交警打印处罚决定书的执法活动中。把这五项处理程序细则联系起来读,由它们组成的第四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是交警现场处罚交通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的处罚程序规定。

    76. 申请人于2014年10月25日有过一次被武昌区交通大队的交警按照这个四十二条的规定现场处罚的经历(见随附的“抗诉证据29”)。其简要过程如下:那天上午7点左右,申请人驾驶摩托车经过武昌区交通大队的住址对面的道路,该大队的4名交警将申请人拦截下来,其中的一位交警首先强夺了申请人的车钥匙,然后要检查申请人的行车证件。在发现申请人的证件齐全后,先指控原告违反了禁行标志,在申请人申辩称没见任何禁行标志后,又改口称武汉市法规规定,摩托车不能在市内行驶。申请人反驳说,如果武汉市有这样的法规规定,那这法规违反了《交安法》。交警执意要给申请人开处罚决定书,填写完处罚决定书后要申请人签字。申请人拒绝签字。该交警强行将处罚决定书递给申请人并把申请人的车钥匙还给申请人后准许申请人继续驾驶摩托车上路。该交警的整个现场“执法”过程完全与《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全部流程相吻合。由此可见,《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是关于交警现场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程序流程规定。

    77. 窗口交警没有在现场目睹交通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电子眼拍摄的交通违法行为人的违法照片对于窗口交警来说只是传来证据,因而窗口交警既没有资格和必要在打印处罚决定书前口头告知交通违法行为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也没有资格和必要在打印完处罚决定书后在上面签名或盖章(申请人没有质疑过第一被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上没有交警的签名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不适用于窗口交警打印处罚决定书的过程。

    78. 硚口法院合议庭通过对《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断章取义的表述,同时又通过帮助第一被申请人捏造一个其窗口交警在打印处罚决定书前口头告知了申请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并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申辩这一虚假情节,就像变戏法一样认定第一被申请人完美地按照《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处理了对申请人的处罚。只可惜是,第一被申请人未敢提供2017年2月27日其处理违章大厅的录像资料来证明第一被申请人的窗口交警在打印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前口头告知了申请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并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申辩这一情节,而申请人2017年2月27日在第一被申请人的处理违章大厅拍摄的录像资料戳穿了硚口法院合议庭的谎言。硚口法院合议庭在庭审时播放了申请人录制的录像资料后还要如此编造谎言,真是无耻之极!总而言之,硚口法院合议庭将《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于第一被申请人的窗口交警打印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的情形是对该款规定的歪曲。

    79. 窗口交警只负责打印以电子眼拍摄的交通违法行为人的违法照片为证据的处罚决定书的环节是由《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派生出来的。这个派生环节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的完好程序的一部分。市交管局管辖区内的各交通大队也都是按照这个派生环节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的。硚口法院合议庭断章取义地用《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程序取代和顶替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规定程序显然是使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伎俩的结果。

    (7)硚口法院合议庭认定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符合《交安法》第九十条的规定是对该法条的歪曲

    80. 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1 段第1 行至第5行写道:“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被告硚口大队对原告作出的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处罚适当,适用法律正确”。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真的符合《交安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吗?完全不符合!

    81. 正如申请人在以上第2段(第4页)精确地释法道的,《交安法》第九十条规定得很清楚,即:机动车驾驶人只有在违反《交安法》、《交安法实施条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被处以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否则是不能被处以警告或者罚款的。《交安法》和《交安法实施条例》没有规定行进方向道路路口分道白实线为禁止压越标线。因此,申请人于2016年4月24日14时07分驾驶机动车在接近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变道时压越分道白实线的交通行为不是违法的交通行为,或者换句话说,是合法的交通行为。所以,第一被申请人依据其安置在该路口的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自动拍摄的申请人驾驶机动车压越该路口白实线的照片资料指控申请人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完全是对申请人的诬蔑和诽谤,而作出对申请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则是利用手中掌握的交通执法权对申请人的敲诈勒索。由此可见,硚口法院合议庭说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处罚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对该法条的歪曲。

    82. 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2段第3行至第11页第7行通过罗列《交安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以及《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九条来说明“被告硚口大队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原告交付了处罚决定书,亦不存在超出处罚期限的情形”是对这些法律和部门规章条款的歪曲性适用。

    83. 综上所述,硚口法院合议庭在《一审判决书》中所引用的所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都出现了歪曲性的适用错误,属于《行诉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多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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