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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压越路口白实线处罚的行政抗诉申请书-1

时间: 2019-05-02 22:07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
    行政抗诉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周思毅,男,汉族,1955年1月10日出生,户籍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3号院2号楼711号,当前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229号12栋2门402,邮编:430062,身份证号码:110101195501104538,电话:18995549810。

    行政抗诉第一被申请人(一审第一被告、二审第一被上诉人、再审第一被申请人):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住所: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695号。

    法定代表人:杨斌,职务: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孙友斌,该大队干警。

    委托代理人:陈义贤,该大队干警。

    行政抗诉第二被申请人(一审第二被告、二审第二被上诉人、再审第二被申请人):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 住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长安路19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红,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邹眉,该局干警。

    委托代理人:陈玲,该局干警。

    行政抗诉申请人周思毅(以下简称申请人)认为,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硚口法院)由审判员柳青为审判长、余婷和梁冬华为陪审员的合议庭(以下简称硚口法院合议庭)对申请人诉行政抗诉第一被申请人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以下简称第一被申请人)和行政抗诉第二被申请人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以下简称第二被申请人)的行政诉讼案作出的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的(《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鄂0104行初72号),(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1”)、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由刘忠为审判长、肖丹和朱金梅为审判员的合议庭(以下简称市中院合议庭)于标注日期为2018年3月26日作出的驳回申请人的上诉请求和维持一审判决的产生法律效力的(《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鄂01行终第132号),(以下简称《二审判决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2”)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由韩黎为审判长、徐冰和马春亮为审判员的合议庭(以下简称省高院合议庭)于标注日期为2018年9月25日作出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鄂行申590号)(以下简称《省高院裁定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3”)都是完全错误的。申请人认定,《一审判决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诉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和第(八)项规定的情形;产生法律效力的《二审判决书》属于《行诉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和第(八)项规定的情形,因而属于《行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为应当被抗诉的对象;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的《省高院裁定书》虽然从表面上看并不是产生法律效力的裁定,但它以司法审判监督机关的名义和以其司法实质裁定的方式为一审的错误判决和二审的错误终审判决背书,对申请人从市中院合议庭的错误终审判决中被解救出来构成了司法障碍,属于《行诉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和第(八)项规定的情形,因而属于《行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为只能由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省检察院)向省高院提出抗诉的对象。

    《行诉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以下简称《人检行诉监督规则》)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一)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即《行诉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申请人注);(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枉法裁判行为的(即《行诉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情形,申请人注)”。根据《行诉法》和《人检行诉监督规则》的这些规定,申请人请求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本检察院)提请省检察院向省高院提出抗诉。

    抗诉请求

    1. 请求本检察院提请省检察院要求省高院依法判令《一审判决书》违法,因而被撤消;

    2. 请求本检察院提请省检察院要求省高院依法判令《二审判决书》违法,因而被撤消;

    3. 请求本检察院提请省检察院要求省高院依法判令《省高院裁定书》违法,因而被撤消;

    4. 请求本检察院提请省检察院要求省高院依法改判第一被申请人的420104-14306202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违法,因而被撤消;

    5. 请求本检察院提请省检察院要求省高院依法改判第二被申请人的(《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硚公复决字[2017]006号)违法,因而被撤消。

    事实与理由

    一、420140-14306202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和(《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硚公复决字[2017]006号)是

    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利用交通执法权对申请人的敲诈勒索

    1. 申请人因受到一位老同学的邀请于2016年4月24日上午10点半左右开车前往硚口宝丰路艳阳天餐厅聚餐。由于申请人不知道硚口宝丰路艳阳天餐厅的位置,而他的另一位老同学知道,他的这位老同学坐在车的旁边位置上指挥申请人开车。在接近宝丰路艳阳天餐厅的住址时,由于那个地方的路面被封闭(在修路),无法左转,申请人只好沿着前进方向继续往前开,寻找调头标志调头回开。申请人大概往前开了3公里或多的路程才看到调头标志,于是调头开往宝丰路艳阳天餐厅。吃完饭后,共有四位老同学要乘坐申请人的车,其中三位回武昌,而另一位要在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转弯处下车转乘公交。由于申请人不熟悉方位,于是请那位要在其路口转车的老同学提示。当这位老同学提示在前面路口右转时,申请人立即降低了车速,开启了右转的变道转向灯,通过反视镜密切关注着后方的车辆,安全地转移到右转车道上,完成右转。当然,申请人在变道时压越了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的分道白实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安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此法条规定得很清楚,即:机动车驾驶人只有在违反《交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交安法实施条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被处以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否则,是不能被处以警告或者罚款的。《交安法》和《交安法实施条例》没有规定行进方向道路路口分道白实线为禁止压越标线。因此,申请人于2016年4月24日14时07分驾驶机动车在接近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变道时压越分道白实线的交通行为并不是违法的交通行为,或者换句一话说,是合法的交通行为。所以,第一被申请人依据其安置在该路口的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自动拍摄到的申请人驾驶机动车压越该路口分道白实线的照片资料指控申请人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完全是对申请人的诬蔑和诽谤,而作出对申请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见随附的“抗诉证据4”第2页第3行,一审为“行政诉讼证据3”)则是利用手中掌握的交通执法权对申请人的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

    3. 根据公安部的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九条关于“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违法行为记录资料之日起的十日内,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经审核无误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作为违法行为的证据”和其第二十条关于“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规定所确定的时限,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的时间应当是在2016年5月8日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但第一被申请人在2016年5月8日前作出对申请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前没有以任何方式告知过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因而违反了此法条规定的告知程序。《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根据这两条法律的规定,第一被申请人于2016年5月8日前作出并在之后长期保留对申请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是违法的。

    4. 对于第一被申请人于2016年5月8日前对申请人的合法的交通行为违法地对申请人作出的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申请人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2017年2月16日上午,申请人在按照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车管所)的规定在武汉公交汽车检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完车辆年检盖章时被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告知,申请人的行车记录上有13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处罚需要清零才能盖章和发放车辆年检合格标志。

    5. 同日下午,申请人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交通大队(以下简称武昌区交通大队)请求查看电子眼图片并经该大队信访部门的女交警的解释后才知道违反了行进方向路口地标分道白实线和超速的交通规则。被指点打122电话询问如何查看这些违章记录后,申请人回到家中,拨通122交警服务台,在其台交警的指点和帮助下,从网上链接到武汉交警网,查看到了两年时间里的所谓13次交通违法记录和由此产生的处罚决定。申请人立即对这些所谓的交通违法处罚决定进行了复制和保存(见“抗诉证据4”)。

    6. 这13个行政处罚决定加起来总共要对申请人罚款2300元和对其驾驶证扣41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交安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以下简称记分)制度,记分周期为12个月。对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达到12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该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同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2次以上达到12分的,除按照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参加学习、接受考试外,还应当接受驾驶技能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根据《交安法实施条例》的这些规定,申请人马上面临被扣留驾驶证、参加学习和接受所有驾驶科目考试的境地。

    7. 但仔细查看对申请人的这13个处罚决定就会发现,这些处罚决定所对应的交通违法行为仅分为两类,一类是违反行进方向路口地标选道标线或地标分道白实线的交通规则,共10次,分别发生在武汉市公安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大队(以下简称开发区交通大队)管辖区6次(见“抗诉证据4”第1页第3行、第6行,第2页第4行、第6行、第7行和第8行),市交管局特勤大队(以下简称特勤大队)管辖区3次(见同上第1页第1行,第2页第2行和第5行),第一被申请人管辖区1次(见同上第2页第3行);另一类是在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交巡警大队(以下简称蔡甸区交巡警大队)管辖区的同一地点:土山公路天发加油站超速3次(见同上第1页第2行、第4行和第5行)。

    8. 申请人之所以在跨两年的时间里在上述路段或路口出现所谓的13次交通违法行为都是因为上述交通大队没有在上述路段或路口竖限速或禁令标志或导向标志的结果。以本抗诉申请案所涉及的所谓交通违法处罚决定为例(撇开《交安法》和《交安法实施条例》没有规定行进道路路口分道白实线为禁止标线不说),如果第一被申请人在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的地上划的分道白实线为禁止压越标线,而机动车驾驶人一旦驾驶机动车压越它就要受到罚款和扣分的处罚,那么,第一被申请人就应当在该路口的分道白实线的起点之前的50米处竖一禁令标志牌,上面写着:“禁止压越地标分道白实线”,以向机动车驾驶人警示。按照世界各国通行的交通规则,中国也一样,地标线只是辅助标志,标志牌才是主导标志。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不能盯着地上行车,而必须密切注视左、中、右的前方和通过后视镜注视左、中、右的后方驾车。如果第一被申请人在离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50米的地方竖有这样一个禁令标志牌,申请人驾驶机动车接近该地点时就会立即看到和读到它,因而马上会明白其文字的含义,绝对不会在该路口压越地标白实线、而不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通行要求的。《交安法实施条例》在将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作为并列组合词组使用时,交通标志恒定被放在前面,这突显出交通标志比交通标线更为重要,因而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交安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不规范,机动车驾驶人容易发生辨认错误的,交通标志、标线的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改善”。第一被申请人在解放大道航空路路口连“道路交通标志”都没有放置,显然违反了这条法规的规定,同时也是导致申请人压越该路口分道白实线的直接原因。因此,第一被申请人在2016年5月8日前作出并长期保留对申请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是违法的。

    9. 概括申请人以上根据法律、法规的陈述,第一被申请人在2016年5月8日前作出并长期保留对申请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第一违反了《交安法》第九十条的规定,第二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第三违反了《交安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属于三重违法。

    10. 直觉告诉申请人,这些在两年时间里累积起来并从来没有告知过申请人的13个处罚决定是以市交管局为首的所涉交通大队对申请人的构陷阴谋,目的在于扣留申请人的驾驶证,使申请人无法驾驶机动车到乡下种植好他完成治疗脂溢性脱发这一世界性医药发明所需要的一味草药,给申请人的科研活动设置使用交通工具上的障碍。因此,申请人不得不且必须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和权益,并挫败他们的构陷阴谋。

    11. 2017年2月17日上午,申请人经市交管局信访处的指点,来到特勤大队住所,顺利地请求了该大队窗口交警打印出该大队对申请人作出的3个处罚决定书。但随后到开发区交通大队和蔡甸区交巡警大队请求打印它们对申请人作出的9个处罚决定时却遭受到极大阻碍;两个交通大队的负责人死活都不同意给申请人打印处罚决定书。后经申请人两次向武汉市公安局的12389投诉电话投诉,开发区交通大队于2017年3月24日经市交管局同意,撤消了其对申请人作出的6个处罚决定(见随附的“抗诉证据5”: 申请人于2017年3月26日从市交管局官网复制的《机动车违法查询》),而蔡甸区交巡警大队于2017年4月10日经市交管局同意,撤消了其对申请人作出的3个处罚决定(见随附的“抗诉证据6”: 申请人于2017年4月19日从市交管局官网复制的《机动车违法查询》,一审为“行政诉讼证据9”)。

    12. 2017年2月27日上午9点21分左右,申请人在到达第一被申请人的住所门口时接到开发区交通大队刘振庆副大队长打来的电话。与刘大队长在电话里交谈了16分23秒后,申请人挂断电话,步入第一被申请人的住所。申请人进入其处理违章大厅的时间大概是9点40分左右。由于要求打印处罚决定书的人较多,申请人大概等候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被叫号到3号处理窗口。申请人像其他所有要求打印处罚决定书的人一样,将自己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行车证交给了3号窗口的交警。该交警将申请人的信息输入到市交管局的交通违章处理系统后,应当是从电脑屏幕上看到了市交管局在其系统上的指示,劈头盖脸地对申请人说,只有在申请人承认违法的情况下才能打印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申请人看到,在3号窗口左右两边的2号窗口和4号窗口的交警都没有向在该窗口要求打印处罚决定书的人提出相同的要求,因而相信,3号窗口交警向申请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要强迫申请人自证有罪。于是,申请人打开他的手机的录像功能,准备在该交警再说此话时录下来。该交警见状连忙改口说,打算申请行政复议的处罚决定书在5号窗口打印。5号窗口穿协警服的女“协警”(可能也是交警,只是穿了协警服而已)先是重演了3号窗口交警要申请人自证有罪的构陷把戏,等申请人打开他的手机的录像功能后,她又狡猾地改口说,“跟你开单子就完了煞”。3号窗口的交警跟着附和说,“就把单子开出来”(见随附的“抗诉证据7”:申请人当场录制的第一被申请人的窗口交警打印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的录像资料片断1,一审为“行政诉讼证据21”)。 她把申请人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行车证拿到7号窗口后,回来告诉申请人说,到7号窗口打印处罚决定书。当申请人转到7号窗口要求其警号为017605的李权交警打印该大队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时,旁边的一位瘦个子年青人很愤怒地对申请人说,他是先在此等候的。申请人连声向这位年青人道歉并站到了他的旁边。这位年青人对李姓交警说,他是约定好来消分的。李权交警见申请人站在旁边,急忙说,系统现在有问题,改天再来。目睹和耳闻这一切让申请人极为震惊,心想,第一被申请人哪是什么交通执法机关,完全是利用手中的交通执法权敲诈勒索违章行车人的钱财的腐败组织。年青人走后,申请人问李权交警,是不是看到申请人在此才不敢给这位年青人消分啊?李权交警避而不答。李权交警把申请人的信息输入到电脑中的第二被申请人的处理违章系统后,也一定是从电脑屏幕上看到了市交管局在其系统上的指示,对申请人说,只有在申请人同意被扣3分的情况下才能给申请人打印处罚决定书。李权交警这一变换了的花招只是3号窗口交警和5号窗口“协警”强迫申请人自证有罪的另一种方式。等申请人打开他的手机的录像功能时,李权交警马上狡猾地改口说,“我们可以给你打单子呀,……,没说不给你打单子呀”(见“抗诉证据7”: 申请人当场录制的第一被申请人的窗口交警打印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的录像资料片断2)。既然李权交警同意打印处罚决定书,申请人就关掉了其手机的录像功能。李权交警见状立即变卦,又拒绝打印。申请人被迫再次打开其手机的录像功能。李权交警以申请人录像侵犯其肖像权和无法进行交流为由执意要把申请人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行车证退还给申请人,借此迫使申请人关闭其手机的录像功能(见“抗诉证据7”: 申请人当场录制的第一被申请人的窗口交警打印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的录像资料片断3)。申请人只好关闭其手机的录像功能。最终,李权交警在申请人的逼迫之下在电脑上的处理违章系统点击了打印指令,打印机就打印出早已存在于市交管局车辆违章处理系统中的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420140-14306202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8”,一审为“行政诉讼证据2”)。打印机打印完三联的《处罚决定书》后,李权交警将第一被申请人需要保存的那一联《处罚决定书》撕下来让申请人签字。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书》的空白处写下“本人并不知道违反了交通规则,也一直没有被告知违规,2017-02-16上午进行完车检才知道。故申请行政复议”的文字后,签上其名字和写上日期,然后将该联《处罚决定书》递给了李权交警。李权交警接过该联《处罚决定书》后,急忙捂着嘴小声地给人打电话(见“抗诉证据7”: 申请人当场录制的第一被申请人的窗口交警打印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书的录像资料片断4)。申请人断定,李权交警是在给第二被申请人打电话,向其报告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书上所写的内容,以便第二被申请人在申请人随后前往第二被申请人的住所、向其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前想出应付申请人的办法。申请人立即又打开其手机的录像功能录像。李权交警急忙对申请人的录像行为进行了制止。李权交警将其它两联《处罚决定书》递给申请人后,申请人在旁边的桌子上在两联《处罚决定书》的空白处写上相同的文字后离开了第一被申请人的住所。

    13. 随即,申请人赶往第二被申请人的住所。当申请人到达时,第二被申请人的法制大队的彭姓男警官根据领导的指示起初不让申请人进入其住所大楼的法制大队办公室,打算在其住所大门左边的收发室接待申请人。申请人对彭姓男警官说,申请人向其法制大队面呈行政复议申请书后,其法制大队需要代表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不让进办公大楼怎么行?最后,彭姓男警官不得不让申请人进入其办公大楼的法制大队办公室面呈《行政复议申请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9”,一审为“行政诉讼证据6”)。

    14. 第二被申请人于2017年4月24日以案情复杂为由给申请人寄来了《延期审理通知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10”,一审为“行政诉讼证据11”),实际上是在等着看申请人对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汉阳法院)对申请人诉特勤大队和市交管局的相同事项的行政诉讼案的判决是否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提出上诉。从市交管局、或者汉阳法院、或者市中院得知申请人于同年5月17日提出上诉后,第二被申请人于同年5月22日以“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给申请人寄来了《中止审理通知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11”,一审为“行政诉讼证据14”)。同年8月28日,申请人给第二被申请人的法制大队负责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的陈玲警官发去短信,告诉她,“26日我收到市中院的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书。现在是贵局作出复议决定的时候了。请尽快作出”。第二被申请人于同年9月1日以“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已消除”为由,给申请人寄来了《恢复审理通知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12”,一审为“行政诉讼证据15”),并于第二天作出了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的《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硚公复决字[2017]006号)(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13”,一审为“行政诉讼证据16”)。

    15. 2017年9月19日,申请人在法定的时限内向硚口法院提交了诉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的《行政诉讼起诉书》(见随附的“抗诉证据14”)。申请人在《行政起诉书》的第21段(第16页至第23页)对第二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进行了逐段逐句的驳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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